社会企业皆有弹性自主治理方为善策

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奥利弗·威廉姆森。奥斯特罗姆也是首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奥斯特罗姆获奖的理由是,她揭示了“公共财产运作是如何通过自主（联合）治理的方式获得成功”,而威廉姆森获奖的理由是,他揭示了“企业内部是如何发展成不同的组织结构来克服冲突”。

这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阵营的又一次胜利,只不过这次胜利的广泛性要远远超过1991年科斯获奖的胜利。奥斯特罗姆讨论了市场以外的“组织可生长性”以及自主治理方式解决公共物品效率难题;威廉姆森则更深入发掘出企业内部科层组织结构变化的弹性和丰富性。前者的学术风貌是“公共池塘里的自主治理”,而后者是“纵向一体化”。

奥斯特罗姆很早就观察到,公有财产总会存在,而人们对公有财产有着极端的认识偏见:一个无主的公共池塘必定面临着竭泽而渔的疯狂、一片均可“啃青”的草地必定遭遇过度放牧的悲剧。私人对公共财产的“搭便车”行为将层出不穷,“囚徒困境”不断上演,集体行动的逻辑难以达成,以至于最终落得池塘干涸、牧场“无绿”。于是,解决公有财产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利维坦集权方式（例如国有化）,一种是彻底的私有化。而信奉斯密式“秩序来自竞争性市场规则下追求自身利益的独立主体的自主决策”或科斯式“引入交易费用”的经济哲学的,都会强调私有化;喜欢“资源霍布斯秩序理论”的都会选择“利维坦化”。但奥斯特罗姆并不相信仅有这两条路径,作为一个酷爱田野调研,热衷占有一手材料式的“直面现象理论家”,她考察了阿尔卑斯山草地、日本公用山地、西班牙韦尔塔和菲律宾桑赫拉等案例,她发现“公地悲剧宿命”并非能统治一切,关键在于政府或者社会能够容忍和鼓励这些参与者能够自发生长出不同的组织方式和谈判方式,从而形成一套在博弈、惩罚、容忍和恐吓后的规制,这才能保证公有财产能够有效率的运作而不至于“坍缩”。

奥斯特罗姆有着一般经济学家难以逾及的视野,她继承了伟大的波兰尼“社会秩序理论”的衣钵,突出一种参与者的互动过程中创立治理规则和治理形态,强调一种“多中心秩序理论”——参与者在竞争中尊重对方、根据不同情势发展不同的合约,从而解决冲突问题。这其实是一种“自由人（组织）联合”的思路,例如私人组织可以为公共部门生产,比如城市可以将消防和安检服务“私有化”（例如以色列）,一个城市与一个私人企业签约提供扫雪、街道维修或者交通灯保养服务（例如日本）、政府向家庭签发食品券和教育券,允许他们从任何授权的私人供给者那里购买（例如加拿大）,甚至一个国家可以将自己的最高法院服务交给另外一个国家（新西兰的最高法院在英国）。但如果政府是那种对社会组织的联合和生长极端畏惧的,没有科学发展观的,那么“公共池塘”将是一潭死水。

威廉姆森的“纵向一体化”可以用一个肉商的故事来注脚。肉商原本只想专门卖肉,但是他经常受到冻箱（保存鲜肉）生产商的威慑,因为他的资产专用性的原因,他很脆弱。于是他一气之下开始自己生产冻箱,随后他想把肉卖到更远的地方,却又受火车运输商的欺负,于是他又开始兼并火车业务,他在产业链上下游都进行了扩展。威廉姆森深刻地揭示出企业的科层结构弹性变化是如何将外部风险不断“内部化”,而这个过程又提高了内部官僚化和臃肿化的风险。实际上,中国亦有大量案例,例如煤电博弈,电厂想兼并煤矿;电网博弈,电网公司想开设发电厂。但在其中,最需要克服的问题或许是与行政命令和裙带关系相关的“纵向一体化”,如果这些问题能被最大化避免,就可以消弭市场外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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