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为何成高利贷的带头大哥

官员为何成高利贷的“带头大哥”？

随着温总理的温州之行，浙江省迅即于10月7日召开四级政治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各级政府部门进一步加强自身，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千方百计推动解决当前中小企业面临的各类难题。　　浙江省贯彻温总理指示行动之快值得一书。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今年上半年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过去1年间温州有300亿元资金涌入民间借贷领域。另据该行调查显示，温州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依笔者之见，温州治高利贷也罢，还是治理其他乱象也罢，关键是治吏。当然，强调政府部门加强自身建设也是治吏的一个内容。但是，从媒体披露的情况来看，温州之所以出现高利贷乱象，引人注目的是，当地主要债主为公务员。这个消息尽管有待权威部门核实。但某些公务员参与高利贷活动却是不争的事实。比如，有消息透露，今年初温州市龙湾公安局在侦查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时，发现债主名单中均为当地非法机构人士。而据当地公众反映，官员私人资金进入民间高利贷情况非常普遍。　　温州官员为何能占“当地高利贷债主八成”？同时，官员为何成高利贷的“带头大哥”？应该说，近年也有一些地方灰色收入大行其道，一些官员袋子充溢，需要为富余资金找出路。一些官员可能利用手中权力去发个人之财，甚至说发不义之财。曾有学者粗略统计，各地擅自发放的津贴补贴名目达到300多项。在去年对武汉市的检查中，有的市直机关各种津贴补贴竟然有13项，征管考核奖、组织收入奖、社保考核奖等等；其四，可能是有灰色收入。因此，治理高利贷首先应唯涉足高利贷的官员是问。问他们收入来源，问他们参与高利贷的来龙去脉。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利息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息4倍就属于高利贷，高出部分将不受法律保护；中国人民银行也多次强调，要严厉打击高利贷以及“地下钱庄”等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公务员法》第53条第十四款规定，禁止公务员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放高利贷就是一种营利性的经商活动。而且还是扰乱金融市场，破坏金融秩序的行为。不但在中国的法律上行不通，在执政党的戒律中也不允许。　　同时也要看到，官员是社会的主心骨。官员带头或参与违法乱纪活动，其影响是极坏的。温州占89%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民间借贷，酿成了惊人的高利贷危机，温州某些官员的违法乱纪参与甚至带头高利贷活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难辞其咎。　　一个问题摆在公众的面前，禁止官员私人经商的廉政规定是清清楚楚的，相信包括温州在内的各地方是经常组织官员进行学习的，为何温州这么多的官员参与高利贷活动？分析个中之因，近年来一些地方基层党风廉纪建设制度松弛，放任自流，是不可忽视之因。时下，中央出台的廉政戒律不少，但在基层几乎成了墙上摆设和文件存档，没有抓到实处。一些基层官员之所以胆大妄为，拿党纪国法开玩笑，既在于他们的世界观很陈旧，也应看到当地领导层对不正之风对腐败现象的眼睁眼闭不当一回事。一些基层甚至把官员炒楼炒地皮放高利贷视作是正事往来，视作是私事，这也无疑助长纵容了腐败愈演愈烈。　　温州高利贷危机印证了老一辈领导人陈云那句“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警言。从严治国关键是从严治吏。在共和国建国初期，面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毅然决定枪毙贪腐的高干刘青山、张子善，震动了整个共和国官员队伍，捍卫了红色政权。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又果敢处理了广东走私案、枪毙了贪腐的海丰县委书记王仲，又确保了改革开放健康发展。面对温州高利贷危机的冒头，从调查入手，摸清情况，狠治胆敢违法乱纪的高利贷官员，必将会警醒成千上万的官员，牢记廉政规定，牢记历史使命，为扭转温州的局面，推进改革开放作出贡献。　　当然还应一说的是，尽管相关部门已经出台了严禁公务员涉足高利贷的文件，但要真正杜绝权力染指资本市场，还需通过对民间融资市场的规范，让民间资金拥有正规、顺畅的投资去处，从而消解高利贷的暴利，否则，恐怕无以消解公务员涌入疯狂高利贷食物链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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