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做大做强国企的真正含义就是掠夺民财

任志强：做大做强国企的真正含义就是掠夺民财

第十三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于2013年2月22日—24日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23日，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在“思想互动空间F:做大做强国企改革”分论坛上表示，做大做强国企的真正含义就是掠夺民财。　　任志强说，十四大当时提出的是要走市场经济，建立市场经济框架，国有企业做大做强是对市场经济的一个最大的破坏。　　任志强认为，市场经济的基础都是民营企业，如果有强大的国有企业可以任意的占有资源，占有各种利益的话和特权的话，是对市场经济一个巨大的破坏。“有人说国有企业搞好了，错了，我从来不认为国有企业搞好了。”　　以下为文字实录：　　任志强：我觉得做大做强国企的真正含义就是掠夺民财。十四大当时提出的是要走市场经济，建立市场经济框架，国有企业实际上对做大做强是对市场经济的一个最大的破坏。昨天晚上大家都听到了，市场经济的基础都是民营企业，如果有强大的国有企业可以任意的占有资源，占有各种利益的话和特权的话，是对市场经济一个巨大的破坏。有人说国有企业搞好了，错了，我从来不认为国有企业搞好了。　　我们国有企业大概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改革之前的国有企业，完全是计划经济那一套，基本上在改革之后，都变成半死不活，或者是虽然是活着，就是靠着，房子是白来的，没有投资，没有租金的。第二是改革初期成立的一些国有企业，就像柳传志，但是它的经营方式是非国有的，柳传志社会上都认为它是民营企业，实际上它原来70%的股权是国有的，后来国有才占有少量。当时所谓的计划外的是没有计划的，用的是民营经济的一种方式，民意上是国有股权，但是实际上民营经济方式比较好。还有一类所谓的央企，当我们终于把大量的国企，把不好的这部分都交给市场化以后，这10年又出现了一些，民营弄好了以后，重新收归国有，那是因为民营弄好了。　　再看这些国有，这些大国有，基本上是没有支付土地出让金的，按照胜宏他们的计算，如果是支付土地出让金，中国所有的国企是没有利润的，因为他们无偿的用了土地和资源，没有像市场民营企业那样付出代价，他们又享有国有银行大量的优惠贷款，贴息贷款，而其他民营企业是高息贷款。　　反过来看就业安排，我们看不到国有企业对就业安排的比例远远超过了民营企业，不是这样的。从税收，从各方面来看，我们不认为国有企业做得是最好的。尤其是做大做强，用国有资产管理的办法，最后造成的结果一定是对市场经济的破坏，对全民资产的一种掠夺。为什么说它打着国有企业的牌子，但是没有为全民做出贡献，所以说它是利用全民产权的牌子去拥有和占领了大量全民的资源，获得的收益呢？国有企业上交央企的只有60多个亿，这60多个亿够干吗的？土地占用的费用可能要6万多亿一年，而它的利润才多少。　　所以说相比之下，我们不认为国有企业是能够做好做大做强的。因为是国有企业，大家就可以拼命的吃，喝，占，私有企业反而不会用这种方式去浪费或者是占有，不会做这些无效功。　　因为是国有企业，我们看看马克思所说的，马克思从来不把资本家说是侵吞剥削劳动力获得劳动利润，倒过来说，如果国有企业是国有资本的话，是不是也是这样，它对劳动者的掠夺是更为严厉。大庆的时候，大干快上，就没有时间限制，没有劳动保护，没有应得的工资，就获得了收益率。拿马克思说法，国有企业是最黑最黑的资本家。问题可能非常非常严重，至少我们从利润和回报来看，新加坡的国有企业是给全民分钱的，而我们的国有资本是没有给全民创造利益和分钱的，有人说它稳定了，社会贡献或者是国家安全了，那你不要叫企业，企业最基本条件就是市场竞争，你可以把它变成事业单位，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所以现在我们对有一些企业，石油比如说等等，还是实行倒过来补贴的，你补贴它，国有资本支出，没有利润，没有资本，就以保证国家安全为主就可以了。　　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大部分的国家虽然有一部分的是国有企业，比如说世界上的烟草和酒类都是国有的，非竞争型和竞争性的市场经济的情况是两回事，建立市场经济，保护产权，让产权拥有同等权利，这是核心。而现在25%的外资，就称之为外资企业，75%的国资不能叫国有。　　对社会上的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来说，51%的国有就变成国有企业了，国有企业控股，有按国有企业管理，那产权为什么不平等呢？所以说外资是爷爷，所以叫外资待遇，民企是孙子，国有企业就可以把民营企业的利润任意掠夺，你的权力和我的权力是一样的，没有产权保护的情况下，才形成了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一股独大，或者是国有的红旗举得越高越好，就可以任意掠夺其他民有，全民的一些资产和权力，我个人认为国有企业最好不要让它变成国有剥削的管理。

辜胜阻：北京的农民工真纠结 融不进北京回不去农村　　2月22日消息，在今天举行的亚布力论坛上，经济学家辜胜阻认为，北京的农民工真纠结，他们融不进北京，回不去农村。　　辜胜阻表示，市民化应该是三个一批，首先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是所有的地方都应该做的，还有一个就是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让农民工进城落户一批，再一个是让沿海打工的农民工回流一批。别的地方，20万就可以买一套房子，所以他们真正的是安居乐业，那么我感觉到北京的农民工真纠结，他们融不进北京，回不去农村，金融危机有一个好的市场倒逼机制，这是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计算，分担机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担，建立农民市民化的专项转移支付。这个成本怎么样分担，我们现在看这一幅照片，春节过后，山东青岛的工厂皮鞋厂的领导鞠躬欢迎员工返厂，现在我们农民工的条件在很大的改善，每年的工资以20%到30%的速度在上涨，而且有很多企业都在做夫妻坊。　　张维迎：“既得利益者”不成为改革者 改革就没有希望　　2013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三届年会于2013年2月22日-24日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上图为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张维迎。　　张维迎：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既得利益者是否能变成改革者”，大家普遍认为既得利益是改革的最大阻力，这一点也不错。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历史，许多成功的改革，甚至革命都是既得利益者推动甚至领导的。如果既得利益者不能变成改革者，我们是没有希望的。　　我们台下的好多人，本身也是既得利益者，那么既得利益者有可能变成改革者的时候我们才有希望，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正面的。为什么既得利益者可能变成改革者？　　第一，理念的力量，我们人的行为并不完全是由所谓的物质利益支配的，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他是有观点的，有理性的，所以大卫·休漠在两百多年前讲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是以及人类的本身以及所有的事物是由观念支配的。纵观历史，许多伟大的变革都是由观念的变革引起的，我举几个例子：　　华盛顿没有当皇帝，当总统也只当两任，是出于他的理念，而不是他的利益；邓小平文革之后发起改革，包括废除终身制也是基于他的理念，而不是利益；我们讲到法国大革命，其实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是旧制度下的贵族，启蒙运动是贵族性质的。知识阶层当中的好多人来自贵族，百科全书160位作者30位来自老贵族，几乎所有的启蒙运动期间的沙龙都是在贵族的家庭中进行的，都是来自于贵族阶层，最初贵族的大革命是由贵族自身努力的结果，受到威胁的精英们，在困境中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他就为大革命提供了灵感。　　再看我们中国共产党我们叫工人阶级政党，其实我们看创造和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是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的孩子，因为工人阶级不可能有钱送孩子上学，他们闹革命不是因为工人阶级要闹，而是因为他们接受了一种新的理念，这种理念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念，我们知道早期的共产党领导人只有一个工人出身，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他背叛了。我们再看一下历史废除黑奴的运动，好多是由白人发起的，最早反对黑奴制的是天主的教会，在18世纪。所以在1775年，在费城成立了第一个反黑奴协会，1781年起，英国是反黑奴的一个重要的力量，英国内部的飞鹰派就是重要推动废除奴隶者的力量。在1783年英国的贵格会向议会请愿废除了奴隶制，1833年英国政府终止了殖民地的贩奴贸易，我们中国的妇女的解放脚，并不是妇女努力的结果，而是男人努力的结果，梁启超当时起了很大作用。这就是第一个原因——理念。　　第二，既得利益者之间是有博弈的，我们一谈到既得利益，大家好象经常觉得它们是一个整体，团结像一个人一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他们就捍卫自己的利益而努力，其实不是这样。既得利益者是分成好多派的，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远大于统治者和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冲突，他们之间的斗争可能是生与死的问题。我举几个例子，首先我们看一下，现代民主制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政教分离，政教分离就是教会和统治者斗争的结果。教皇格列高利去世，宣布收回国王任命主教的权力，而这时候神圣的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就罢除了他教皇的职位，这个斗争一直到十二世纪格列高利的继任者最终1122年他们达成一个协议，说教皇有了任命教主的权力，而教皇也承认皇帝有世俗统治权，因而形成了政教分离。　　法国大革命，是法国贵族相互斗争的产物，在革命前法国最重要是国王和贵族之间的矛盾，而贵族之间也有很多矛盾，比如说亲王与宫廷贵族的矛盾、老贵族与新贵族的矛盾，乡村贵族和城市贵族的矛盾，军事贵族与司法贵族，或者叫穿袍贵族的矛盾。即使在革命时间，保守派君主派和共和派都是这个社会精英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之间的矛盾推动了法国民主制度的建立。　　英国在19世纪之前的宪政建设、法制建设，主要是由贵族和国王、国王和教会，以及贵族之间斗争的结果。我要特别举一个例子：是公司在19世纪中期之前，西方国家创办公司都是一种特权，也就是说只有你得到国王的授权，或者议会的授权，你才能建立公司，一般人是没有办法监理公司的。那么这时候在精英当中就形成了不平衡，最后精英斗争的建立公司有特权，任何人都有权注册公司，英国是在1844年完成，法国在1867年完成，美国在1850年这个阶段完成，西方的法制和民主，首先是在贵族内部实施的，也就是说贵族内部有了法制有了民主，然后才推到了整个社会，也可以类似说我们现在党内和党外，他们那个时候先贵族内，后贵族外。　　为什么贵族要实行法制和民主，因为在专制的体制下，既得利益者虽然有特权，但是他们没有人权，他们相互斗争，其实都是在相互摧残，我们普通老百姓在专制体制下感觉到不安全，但其实真正的最不安全的人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特权者本身，他们有时候在人上人，但突然之间就可能变成阶下囚，时间长了他们认识到这对谁都不好，我们还是应该用权利保证每一个人的利益，每一个人的安全，但实行了法制之后，统治者换了，但是被换下来的统治者他们仍然要安全感，仍然要很好的生活，而在旧的体制下，即使你能够平安的着落，着落之后你仍然没有行动的自由，这就是既得利益者为什么最终要实行法制，要实行民主的理由。　　第三，改革是避免革命的最好的办法，英国真正的民主化是从1832年通过的《第一改革法案》开始，在1832年前英国爆发了持续的暴乱和群体性事件，包括大家都知道的卢德运动。历史学家一致认为，1832年法案的动机，就是为了避免大的社会动荡，1832年的改革并不能满足普通大众对民主的要求。1838年之后，英国工人阶级就发起了改革议会的宪章运动，提出了男性普选权，废除选举权的限制，穷人要赚钱生活，不可能当议员，要求废除议员薪酬制之后，这时候穷人也可以当议员，这个运动持续到1848年，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对之后的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随着改革的压力越来越大，到1867年，英国议会终于通过了第二改革方案，将选民人数从136万扩大到248万，从而使得工人大众成为城市选区的主体，这一改革的法案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都使得政府认识到如果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1884年通过第三改革法案，原来只适用于城市选区的投票规则，同样扩大到乡村选区，使得选民人数增加了一倍，有60%的成年男性有了普选权，导致这一法案出台后的因素仍然是社会动乱的威胁。一战之后，英国在1918年通过了《人民代表法案》，这个法案将投票权扩大到年满21岁的男性和年满30岁女性纳税人，这一法案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威胁，因为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之后，英国也担心发生革命，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民主化的改革。　　纵观历史，我们看到英国的民主化的过程尽管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也在起作用，但是社会的动乱，社会革命的威胁是英国建立民主制度的主要的驱动力。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看英国的民主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每一次的让步只是满足威胁者闹事人的要求，1832年的时候你只要买通了中产阶级就可以有了和平，选举权扩大到中产阶级，当新的威胁出现之后，再进一步的让步，到1828年是新的全民的普选，我讲的这三个理由，统治者有可能变成改革者只是一种可能。　　第一个因素是理念，后两个因素是利益，但可能性不等于必然性，既得利益者是否真的能变成改革者，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足够聪明智慧的人，这些人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领导力，是否能够做出明智的决策，有些非民主的国家的政府习惯于用武力镇压的方式，对老百姓的民主化的要求，或者一开始得过且过敷衍了事，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才开始改革，但为时已晚。　　华盛顿总统在1799年去世，他要求他的妻子玛莎去世之后，把他所有的277位奴隶都解放了，但是他妻子玛莎在第二年就把所有的奴隶都解放了。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不想生活在那些盼望我死的人当中，华盛顿解放黑奴，是因为理念，华盛顿太太解放黑奴是因为利益，她觉得自己受到威胁，她有危机感。历史证明在一个大的历史变革当中，统治者最好有华盛顿的理念，如果没有华盛顿的理念应该有华盛顿太太的危机感，如果既没有华盛顿的理念，也没有华盛顿太太的危机感事情就麻烦了。谢谢大家！

王石：建议企业家送孩子留学 中国教不出精英头脑　　2月22日消息，在今天举行的主题为“改革开新局”的亚布力论坛上，轮值主席王石在开幕演讲中针对中国企业家子女出国留学问题，他呼吁：“快出去”。　　王石分享其留学哈佛的见闻，谈到美国旧金山和纽约的高度发展，原因在于这两座城市汇聚了“聪明的脑袋瓜子”，而精英人才汇聚在一起，自然就会产生生产力。中国企业家在培养子女时的优势在于“咱们现在第二代，都说小孩儿已经出去了，或者准备出去”。因为国内的教育制度不改革，无法培养出精英头脑。 　　在发言中谈及2008年捐款门，王石感慨，中国企业家还是太没有社会地位。“中国是在2008年，因为是”捐款门“我说200万不少了，普通员工不要超过10块钱。整个互联网上年轻人就对我进行声讨，说你不就是有两个臭钱吗？现在就是让你赚两个钱，现在就是让你捐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说两百万就不少了呢？我们企业家在这个社会还是没有地位的。”　　王石谈起美国洛克菲洛的故事：“洛克菲洛，当年的整个是一个大坏蛋，但是我们看到了，整个洛克非落是经过他们的行为，他们自身的努力，使整个在美国社会改变了对企业家的看法。”王石认为，中国企业家也在也在经历同样的道路。他告诫道，中国企业家不要抱怨，像美国企业家一样用他们的企业的成功自立精神回报社会。　　他尤其谈到最近中国企业家的移民现象，他表示，我们也不用对社会的不确定，用我们的担心来采取移民的方法，企业家精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冒险精神，正是因为在中国现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下，才更需要我们企业家，我们赢得了财富，我们积累了经验，这个时候更需要我们不是去移民。　　最后王石反问道：如果我们也移民出去，我们的作用也就消失了。中国的希望还在哪里呢？　　王石：郭美美给我平反了 但是有点莫名其妙　　王石：我发现这两年有一种情况，企业家都有一种移民的出国的倾向，不仅仅是要把小孩儿送出去，说全家也要冲出去，当然这里有非常多的原因。但是显然这里面我相信我们的吴敬琏老师，我们的张维迎老师，还有我们陈志武老师，我们很多是对研究提出对策。从我个人感受当中，为什么我们企业家做到现在还有情绪？　　这里面我们讲了，是在2008年，因为是“捐款门”我说200万不少了，普通员工不要超过10块钱，结果我就出了一种什么呢？整个互联网上年轻人就对我进行声讨，说你不就是有两个臭钱吗？现在就是让你赚两个钱，现在就是让你捐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说两百万就不少了呢？我们企业家在这个社会还是没有地位的。我们再看看，很有意思，后来弄出一个郭美美，网友们说“还是老王当时明白，不让捐，当时他就看出红十字会有问题了”，替我平反，实际上和红十字会，我那个时候不让大家多捐和红十字会没多大的关系，我现在也不认为红十字会有多大的问题，现在给我平反，给我平反的莫名其妙。　　实际上真正企业家在这个社会当中是被歧视的，同样是在美国你有钱调侃你，我们发现在中国调侃企业家和在美国是不一样的，在中国来讲基本上就把你丑化下去了。当然了，我们看美国的历史，实际上中国现在企业家形象美国一样的，比如说洛克菲洛，当年整个是一个大坏蛋，但是我们看到了，整个洛克菲洛家族是经过他们的行为，他们自身的努力，使整个在美国社会改变了对企业家的看法，他们是如何来赚钱，如何做公益活动。

马云：环境污染让我睡不着觉　　马云：主持人讲到“珍珠”的时候我吓了一大跳，我以为是说我怎么那么圆润呢。所以，各位晚上好，特别高兴能够来到亚布力，其实亚布力我来了几次，每次来我都特别的高兴，来之前轮值主席在门口跟我讲，等会儿是你演讲，我真不知道今天要讲什么，我在下面听了大家讲了以后，想表达一下我最近的想法和看法。另外一个我觉得亚布力不比达沃斯差，亚布力更有亚布力的味道，达沃斯讲的问题太远、太大，几乎就是跟你没什么靠边儿，在这儿我们讲的所有的问题都跟我们有点关系。反正企业家讲企业家的，经济学家讲经济学家的，各讲各的，我一贯认为经济学家讲的大部分东西是不靠谱儿的，在这儿讲的是很靠谱儿的。　　唯一跟我有不同的看法对很多问题，但是不妨碍我们在亚布力一起共同的努力推进中国经济的发展，这才是不同的观点在一起我们才真正叫和谐的发展。　　我想讲三件事儿，第一一场革命，第二一个危机，第三一个行动。　　一场革命。最近很多人对我们的评论很多，有很多人喜欢我们，因为淘宝给他们带来了生活快乐，也有很多人恨我们，因为说是因为你们把我们的生意给砸了。其实今天中国我们永远不成功的人总是怪别人，因为别人让我砸了饭碗。今天电子商务不是一个技术，不是一个商业模式，它是一场革命，它是一个生活方式的变革，它只是刚刚开始。　　我相信在座所有的人，绝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意识到这场革命对你们带来了什么。我前段时间有幸去了中南海，我跟总理讲，很多人恨我，因为我们摧毁了很多昨天很成功的企业，一些既得利益者对我很生气，但我绝对不会因为你生气而不做我认为对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把互联网当做一个生意，我们把互联网当作一场革命，它可以改变很多东西。假设我们仅仅把互联网电子商务六亿多的用户，这么多的人才组织起来的技术，纯粹是赚我们自己赚钱的话，我们也跟上世纪很多公司一样，仅仅是一个公司，今天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商业的生态，它是一个商业的组织，它对社会的完善必须起到一定的作用。　　所以至于伤害了既得利益者，因为我们希望培养未来真正开放、透明、分享责任的那些既得利益者。所以在这儿我呼吁，我不是来忽悠，我呼吁大家认真的思考，高度的重视这段革命，参与到互联网这个大潮之中，其实呼吁大家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我不缺你们这点生意。　　第二是一场危机，这次北京的雾霾，我特别高兴，我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因为北京以往我们呼吁水，呼吁空气，呼吁这一切食品(行情专区)安全的时候，没有人多少相信。因为特权阶级他们有特权的水，这次没有特供的空气了，他们回到家同样会面临老婆孩子的指责。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什么样的行动，我们相信十年以后中国三大癌症将会困扰着每一个家庭，肝癌、肺癌、胃癌。肝癌，很多可能是因为水；肺癌是因为我们的空气；胃癌，是我们的食物，有多少人30年以前，有多少人知道我们边上谁谁谁有癌症，那个时候癌症是一个稀有的名词，今天癌症变成了一种常态。很多人问我什么东西让你睡不着觉，阿里巴巴淘宝从来没有让我睡不着觉，让我睡不着觉的是我们的水不能喝了，我们的食品不能吃了，我们的孩子不能喝牛奶了，这时候我真睡不着觉了。其实我很辛苦，当年我很圆润，十年中国创业把我变成了这个样子。但是这个样子并不让我担心，担心的是我们这么辛苦，最后我们所有挣的钱最后都是医药(行情专区)费，在飞机上我和郭广昌讲，中国的医药费，中国的药卖的越多不是一件好事情，我希望中国的药卖的少一点，中国的人真正健康一点。　　所以大家想过没有，汶川地震八万四千人死掉，引起世界的震动，引起中国震动，每天癌症死亡的人数是多少，我们没有人想过这个。有人问我理想是什么，我希望20年中国以后的天是蓝的，水是清的，我们的空气是可以呼吸的，最近大家问，你的幸福感是什么，有幸福感吗？什么是最基本的幸福感，就是沐浴阳光，沐浴阳光，三点水的沐，就是要有水，要有木，要有食品，要有阳光，不管你挣多少钱，你享受不到沐浴阳光的时候，其实是很大的悲哀。今天北京我在微博上看见，老潘，任志强经常说，哎呀，今天北京的天气多么蓝，好像发了年终奖似的。这本来就是可以属于我们的权利，今天变成了一种惊喜，这是让我们最担心的，这也是我们未来最大的希望，和希望能够改变的。　　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因为发展快速造成的，不仅仅是因为政府的失职造成的，是我们社会缺乏一种抗体，缺乏一种信仰。何为信仰，信就是感恩，仰就是敬畏，由于缺乏信仰会影响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态变了以后，我们的形态变了，形态变了生态自然会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危机，这是一个全人类的危机，是中国的巨大危机，以前我们为世界工厂而骄傲，今天我相信大家意识到工厂带来的灾难也是非常之大的。　　第三是需要一种行动，这个世界其实不缺投诉者，不缺抱怨者，不缺批判者，这世界好人一定比坏人多，这世界善良的人，善良的行为一定比恶性多。这个世界上人人都在说缺乏信任，我们不相信政府，政府不信任我们，我们不相信媒体，媒体不相信我们，人人之间不存在着信任。但是世界上从我所从事的行业中，我发现信任无处不在。想过没有二十年以前，十年以前你会在网上，钱没有收到，把东西交到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快递人员，他会千辛万苦送到一个不认识的手上，每天这样的信任发生两千四百多万笔，信任一定存在，只是我们需要去发现而已。　　这个世界我相信我们并不是需要等待政府，其实等待政府很累，一方面我们中国很矛盾，希望市场经济，一方面又希望政府赶紧出一些什么政策，其实我相信这些问题都可以被解决。今天的雾霾，当年的欧洲有过，当年的美国有过，当年的日本用过，但是他们完成治理了。美国的淡水鱼不吃，主要的原因是当年的污染形成了化学物在底下，很多的淡水鱼就不吃了。奥运会期间，我们曾经有过一个月北京的蓝天，所以我们做得到，如果美国人做得到，我相信这一点我们可以做到，而且我们必须做到，如果我们不做到，三十年以后，这儿没有亚布力会谈，我们会过早的在另外一个世界相会，这不是一个恐吓。我相信我们边上这个灾难会轮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所以我不希望政府采取任何的政策，因为政府也很为难，政府往往采取的政策都是大扫除，每次的大扫除换来的恶果更大。奥运会期间所有的污染停下来往外面推，奥运会过了所有的都恢复，而且今天一到城外的污染更加可怕。我记得我小时候把污染企业搬出杭州城，我们欢心喜悦，终于那个炼油厂出去了。他们去了哪儿，去了杭州的上风口、去了杭州的水源头，今天我们工业西迁的时候，跑到了黄河长江的上游，我们祖祖辈辈将会因此受到伤害，这真是一场危机。我们今天不仅仅唤醒每个人点滴的意识，三十年前我在杭州看见西湖里面可以洗菜、可以在西湖里洗衣服没有人觉得什么。今天你去试试看，今天你在西湖里面扔一个菜皮，大家会告诉你不能这么干，这是一种意识。我们真正需要关心的是每一棵原生态的树，比几百棵人工种下去的树，这是最重要的，天生的肺是最好的。我们保护好每一个原生的河，我们把河给忘了，因为有河流，才会有我们的城市，但是今天为了城市我们埋掉了大量原生态的河，每一个原生态衍生的小动物，因为它们给我们换来这个环境的希望。所以真正的是一种意识，真正的是每一个人的行动，而不是等待某一个组织的行动。　　最后，我想我们所有的愤怒不是恶行，我们愤怒的是对恶劣行为的冷漠。最近有部电影上面一句话很好，我们的生命不属于我们，我们跟世界上所有的生命息息相关，昨天和现在无论你任何一场善行和恶行，都会决定我们的未来，所以这是我要想讲的呼吁大家这是一场真正的危机，而行动一定是每个个人，而不是期待别人。　　谢谢大家！

马云：很多人因互联网革命饭碗被砸所以恨我们　　马云：最近很多人对我们的评论很多，有很多人喜欢我们，因为淘宝给他们带来了生活快乐，也有很多人恨我们，因为说是因为你们把我们的生意给砸了。其实今天中国我们永远不成功的人总是怪别人，因为别人让我砸了饭碗。今天电子商务不是一个技术，不是一个商业模式，它是一场革命，它是一个生活方式的变革，它只是刚刚开始。　　我相信在座所有的人，绝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意识到这场革命对你们带来了什么。我前段时间有幸去了中南海，我跟总理讲，很多人恨我，因为我们摧毁了很多昨天很成功的企业，一些既得利益者对我很生气，但我绝对不会因为你生气而不做我认为对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把互联网当做一个生意，我们把互联网当作一场革命，它可以改变很多东西。假设我们仅仅把互联网电子商务六亿多的用户，这么多的人才组织起来的技术，纯粹是赚我们自己赚钱的话，我们也跟上世纪很多公司一样，仅仅是一个公司，今天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商业的生态，它是一个商业的组织，它对社会的完善必须起到一定的作用。　　所以至于伤害了既得利益者，因为我们希望培养未来真正开放、透明、分享责任的那些既得利益者。所以在这儿我呼吁，我不是来忽悠，我呼吁大家认真的思考，高度的重视这段革命，参与到互联网这个大潮之中，其实呼吁大家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我不缺你们这点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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